海洋财富网海洋风云弘扬中国海洋文化 发展国际闽商经济 正文内容

  中国有没有海洋文化？有不少人对此有疑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甚至说：“尽管中国靠海，并在古代可能有着发达的航海事业，但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影响于他们的文化。”我们对此的回答是：中国有海洋文化，而且是先进的。中国是有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大国，在古代确有发达的航海事业，中国分享着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互动的，先进的经济基础必然会反映到其上层建筑领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作为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中国既然在当时有长期先进发达的航海事业和海洋经济活动，怎么会没有灿烂的海洋文化呢？显然，这在理论上就是荒谬的，而实践上更是站不住脚的。

  在中国古代不乏胆识非凡、智慧过人的航海家，他们的业绩绝不逊于西方。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称霸中原时，曾越海北上在山东半岛南部建属地琅琊，统治达数百年；公元前2世纪就有徐福远航日本之壮举，对日本文化发展影响巨大；公元3世纪有遍航南洋的朱应和康泰；公元4世纪有从印度只身航海归来的法显，后著书立说，传扬佛经，对中国宗教和文化影响深远；公元5世纪有远航美洲的慧深；公元7、8世纪有远航南洋和西亚的达奚通、杜环和义净等人；公元11世纪有出使高丽的徐兢；公元14世纪有两次遍航亚非的汪大渊；至于15世纪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非的郑和与他的得力助手王景宏以及随从和水手们，更是对国内外形成了巨大历史影响。以后又有鉴真和黄檗、隐元等和尚数次渡海，登陆日本，传播文化和宗教，成为中日深为敬佩的博学大师。其中，日长崎福州寺(又名崇福寺)，竟有十位闽僧从中国东渡来相继主持，影响深远。

  中国海洋事业发展一直是与商贸紧密关联的，而海上贸易是衡量国家海洋事业和文化的重要经济标志。汉朝时，汉武帝曾7次沿海巡视，贯通了北起辽宁丹东、南起广西北仑河口的海上航路。在此基础上汉武帝还派遣使节运航南亚和东西亚，访问印度半岛、马来半岛、中南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尼沿岸地区，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三国时期孙权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其所经以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历时一、二年之久，到达东西亚及印度洋沿岸数十个国家，当时海上贸易“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由于吴国垄断海上贸易，以至曹魏不得不遣使向吴国“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海南诸国的特产。以后相继立国的东晋、宋、齐、陈各朝也都很重视对海南诸国的交往和贸易。到隋唐五代(公元589-960年)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快速地发展，闽泉之地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唐代远洋航线直达亚非两洲。宋代由于后期内外交困，尤重视海外贸易，据《宋会要》记载，宋太宗专门派人“各往南海诸番国”，以类似特许通行证的“空名诏书”的发放来招引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宋高宗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元代尽管陆上交通更为广大，但对海外贸易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宋朝，甚至更为积极，元世祖于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初定江南后，即招降重用在海外有广泛影响的原南宋掌管泉州市舶提举司的蒲寿庚，让他继续主持泉州的海外贸易工作，第二年八月，又命福建省中书左丞唆都和蒲寿庚等向海外宣布“能来朝者，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并派亦黑迷失、杨建壁、周达观、勃罗等频频出使南洋和印度沿岸诸国，积极进行招引贸易活动，还在广州、温州、宁波、杭州、上海、澉浦等7个港口设市舶提举司，开展有海上贸易，并允许官商合办海外贸易，采取了比宋代更自由的海外贸易政策。这些都使海外贸易更加兴旺，元代泉州港由此一跃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与当时亚历山大港齐名。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到了明朝，由于南亚安南黎氏政权的侵略扩张，防御倭寇和明朝内外反对政治势力逃向海外，伺机侵扰和复辟等原因，先是朱元璋采取因噎废食的错误“海禁”政策，以至连明政府自己都有“诸番欠缺贡”之感，后朱棣改变做法，派出郑和在30年时期内，七下西洋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同亚非沿海各国的外交关系和海上贸易，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肃清了明朝敌对势力，“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医术和文化得以在当地传播，福建长乐成为郑和下西洋多次扬帆起锚出发地和商品及水手补给地。《高丽史》记载，从公元1015-1090年相继到达高丽的泉州商船就有19起。明代谢肇制《五杂俎》写到：东则朝鲜，东南则硫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聆然。自明到清，以泉州、漳州商人为主的郑氏海商集团纵横东南亚和东亚，一度控制东南沿海制海权，无可匹致。清自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海禁开放以后，闽商逐渐主导中国海外贸易近400年，其中吴秉义、潘振承等闽商还成为清政府在广州设的对外贸易代办“十三行”的主要代表和首富，名列当时国外编排的世界华人首富的财富排行榜，以后不少闽商移居海内外，闯荡天下。15世纪前，中国是海洋贸易的世界最强国之一，而闽泉商是其中的主力军和杰出代表。而到1820年前后行驶于东南亚中国帆船仍达295只之多，总吨位达85200吨，当时航行于东南亚英国船只总吨位不过二、三万吨，远逊于中国。在中国帆船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福建。

  福建是中国航海事业最发达的大本营基地。不仅海航的水手和技术管理人员多出于此，而且是全国最主要的造船基地和海外贸易商城。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的海上通道主要是闽人长期用生命开辟出来的，其船队相当部分海船在福建制造，船员多是闽籍人士，船队的实际指挥者，是福建漳州人王景宏，和郑和同为正使，曾八次下西洋。而当时泉州造船业也特别发达，以善于制造适合深海航行的尖底海船而负盛名。

  福建历史上一直是中国造船业中心，中国的木船制造一直在世界领先，由于福建林业资源丰富，海贸造船需求大，和闽人历史上航海传统，很适合造船业发展(尤其是远洋航行的大船)。明崇福年间为册封琉球国使团所乘福建造的海船其长60米，宽12米，深15米，船体之大仅次于郑和宝船的大船。为降低造船成本，他们后来甚至在东南亚泰国、暹罗、越南等地造船或更换船体重要部件(杆、舵、锚等)再开回来。清朝晚期在革新派“洋务运动”代表左宗棠和闽人沈葆祯的积极领导组织下，福建的福州马尾船政曾辉煌一时，大规模引进西方造船设备、技术和外国专家，造出商船军舰40艘，其中最大吨位是排水量2200吨的开济号铁胁木壳战舰，成为晚清海军战船制造基地和当时远东最大造船厂。

  崛起于宋元明时期的闽商，在晚清时期受到侵际资本的挤压，在与新兴粤商和浙商的竞争中，不得不退出了国内市场，但由于海商的优势，转战南亚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19世纪末至今的100多年间，闽商走向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港澳台闽商表现尤为出色。据统计福建现有海外华侨华人1100万元，占世界海外华侨华人的1/4强，其中闽籍港澳同胞120多万人，闽籍台胞900万人。他们的资产存量估计超过3000亿美元。从人数分布看仍以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居多，分别占29.4%、25.3%、16.4%、14.4%，其他洲以美国最多，有41.3万人，占4.2%。这些海外闽商中，涌现出一大批创领时代的风云人物，除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外，还有“万金大王”胡文虎；“面粉、丁香和金融大王”林福良；“水泥、面粉和地产大王”林文镜；“世界糖王”和“酒店大王”的郭鹤年；“船和木材之王”的黄双安；“银行、烟草、啤酒和航空大王”陈永栽等，此外，一批融合东西文化、知识型海外新闽商也正在崛起，他们运用新经济资源，积极开展高科技、知识型的产业经营，集中在发达国家从事高科技产业，不少人已崭露头角，如美国汽溶胶协会和地球物理学会会长李少荫博士、新西兰科学院院士高益槐教授、年营业额达数亿美元的匈牙利郭氏集团、阿根廷首都占据超市市场达80%以上的福清人等。世界闽商中，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至少有9人，占同列富豪华商的23%。

  在国内，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行，富有拼搏精神的现代新闽商再次崛起，其中既有实力日渐雄厚的本土闽商，也有祖籍福建的海外港澳台同胞和侨胞，他们借助海外闽商的大力帮助和配合，很快完成资本积累，四处扩张，成为新商帮中佼佼者。据有关部门统计，福建民间在省外投资人数已超过250万人。其中“泉州军团”就有70万人，创造年销售总额已达160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泉州市场。而在泉州本地，闽泉商已造就了34个中国名牌和45项国家免检产品，涌现出“中国鞋都”(晋江)、“石材之都”(南安)、“石雕之都”(惠安)、“茶叶之都”(安溪)、“陶瓷之都”(德化)、“树脂之都”(丰泽)、“休闲服之都”(石狮)，成为全国著名“品牌之都”。闽泉商对成立商会十分重视，在海外、闽泉商会至少有50多家，其中不少是历史悠远长久的老商会，在国内已成立了70多个。而行业商会组织方面，闽商在海内外已达到220多个，省级异地商会20多个，居全国第一，形成海内外互相沟通的民间商会网络。以致于福建的一些领导人夸口说：只要有商会通讯录，走遍世界都不怕。

  中国近代新闽商发展与过去闽商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更加国际化和开放兼容。历史上闽商偏重闽台和国内，在国外定居不多，近代新闽商海外的不仅大量定居东南亚，而且在北美(尤其是美国)发展也很快。二是实业化。历史上闽商偏重商业和商运，而近代新闽商更看重实业，注意结合实业来做商业和商运。三是本土化。近代海外闽商在世界各地定居后，大多数都加入了当地国籍。而国内的新闽商由于各方面原因，主要仍做国内各地的生意，走向海外较少。户籍也大多留在福建本土上。四是知识化。以往闽商文化层次低的情况已有较大改善。目前闽籍三万多海外留学生，有80%在海外定居，从事与高科技有关产业，成为新一代闽商接班人。而早在海外定居的老闽商赚钱后都纷纷投资子女的教育，期望接好自己的班。五是民间化。闽泉的商会组织虽成立很多，而且也常要请“官方”的现职和离退领导来当名誉会长和顾问等，但绝大多数都是闽商自己发起成立的，而且自主决定和办事，不受行政约束(虽然也有主管单位)。这在经营上也是如此。从新闽商这些新特点，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海洋文化的体现是如何在闽商现代化转型中实现的。闽商的血液和基因就是外向开放，商贸求富，拼博进取，融和繁荣和闯荡世界。

  闽商面临挑战和机遇。现在，浙商和粤商仍在“夹击”着闽商，闽台经济合作仍然受限，闽商熟悉的传统产业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中国的快速地发展和东南亚国家形成双向互动，但闽商要在当中走出去和大规模合作，还有很大难度，文化素质也仍有待大幅度提高，家族企业的现实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仍有很大局限性。

  从上述追述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出：中国不仅是一个幅员辽阔，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的内陆大国，而且是一个有近2万公里海岸线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大国。中华民族是世界是最早利用海洋资源、开展海航交通贸易的优秀民族之一。中国在15世纪前一直是世界海洋之王，无论是造船技术，还是海洋地貌的认识和海洋水文气象知识的掌握，无论是对海洋潮汐研究和对海洋生物认识，还是航海能力和海洋贸易以及海上生产养殖等，都是世界一流的。中国的海外贸易，自汉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到宋元时期达到高潮，形成闽商的崛起，明清的“海禁”，虽然阻碍了中国整个海外贸易发展，尤其是官方海外贸易受挫严重，但无意中给时时冲破禁令的民间海外贸易以更广阔的市场，甚至使闽台民间海外贸易一度形成垄断地位，并促使海外各国(尤其是东南亚)闽商、海外侨商的诞生和发展。闽商由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时代变迁，虽曾一度消退，但现仍再度崛起于海内外，名列中华商帮前茅。中国灿烂的海洋事业(尤其是海洋贸易和运输航行)为中国海洋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石。

  其一是中国的文学艺术方面，中国是诗词的海洋，在不少著名的诗集中都直接的有关于海的词句，而且是越往后越多。中国的《诗经》中就有“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而元明清时期更多。中国的成语中与海洋直接有关的至少有30多个，且绝大部分是非贬义的。中国四大名著都有涉海洋之处。尤以《西游记》不少故事与海洋相关联。元明清期间，不少民间文学都与海洋有关，有的直接以航海家郑和等为题材，不失为中国的航海英雄史诗传。

  其二，在中国神话故事文学中，有不少关于海洋的美丽故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山海经》和妈祖的民间传说文学。《山海经》一般认为是汉时期作品，其中有“闽在海中”的论断，精卫填海的神话反映了人们要征服海洋的坚强决心，由于《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不少地形等描述极象北美洲的山山水水，因此有的人觉得中国人很可能早就有人到达过北美洲，甚至认为美洲的印弟安人是殷商的后裔，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猜想和向往。此外“龙伯钓龟”的神话则是对海洋渔夫的颂扬和对海上懒神仙的批判，“柳毅传书”歌颂了不畏海神暴力，向往忠贞爱情的龙女和书生。《庄子》中的鵾鹏展翅于大海和河伯见海之神话则显示了人们对海洋广阔的奇特丰富想象。而在宋时开始兴起的对妈祖种种神话传说则是闽人对海上女神的美丽形象塑造和人海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追求。

  其三，中国海洋文化在哲学上的显现以《老子》最为典型。老子哲学虽也有保守消极一面，但其充满辨证法的智慧内核和常以江海和水来喻说自己的“道”“德”观哲学的特点，使我们大家可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把他对“道”的妙论看作中国海洋文化的哲学观。如他论及道与海洋兼容性云：“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也。”(32章)在论及海洋之开放性时云：“惚兮其若海，恍兮若无所止。”(20章)在论及海洋之进取性时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失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水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80章)老子还把水性比喻为上德有道者，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希望人们做象水性那样做“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的有道善者。(8章)而对中国海洋文化的非战和平特性，也有很深刻的见解，他云：“以道佐人，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30章)“故兵器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31章)此外，老子充满智慧的辨证法贯穿了整个《道德经》，是人们经商的绝好经营启发思想武器。老子相传是河南鹿邑东人(古为楚国苦县地区)，曾为周朝“守藏室之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长)，作为一个中原内陆学者，虽有机会饱读群书，但难说一定有海洋生活体验，只是有过孔子问其“礼”的经历，却屡以江海和水论“道”说事，且“道”论高深精妙，连现代外国学者也十分敬佩，甚至以“道”字作外企招牌，这实在只能解释为海洋文化上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在闽商最为发达的泉州清源山至今有以山体雕成的老子巨型石象，规模之大在全国罕见，是泉州主要旅游景点之一，深得中国海洋文化真谛之闽人对老子及其学说的敬崇，由此可见了一斑。而有人还受其影响而把闽商称为“大象无形”(老子40章)的“禅商”，虽说不一定准确，但闽地确出过象怀悔、义存、稳元这样宗教大师，容纳过多种宗教流传，产生过朱熹、李贽、严羽这样学教人文巨匠，中国海洋文化在闽越产生，发展或移植确有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温床。

  其四，中国的海洋文化有很好的江河文化作依托。中国的黄河、长江文化发展历史更为悠久，且古时更有较多的大湖可作为海的体验地，而江河入海口常是江海交汇之处和社会生活繁荣之地，因此，不少江河文化往往与海洋文化相交融，互为影响，而海外商人也曾数次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中国龙的图腾产生，伟大诗人屈原、李白等出现，闽泉的移民大出入等，都是这方面好例证。海陆文化共生某一种意义上不如说是江海文化的共生，而中国作为陆海大国某些地区文化现象就足以和国际某些小地域文化相比较和显示了。

  在中国古代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对海洋认识和开发海洋的技术方式都是居世界前列的。1千年前山东三里河一带渔民已以海鱼为主食，元朝时福建已有整天生活在海船上的疍家人。

  在对海洋地貌认识方面，宋朝已有徐兢大臣通过你自己经历写成的《宣和奉使高丽经》。成书于16世纪《两种海道针经》全面介绍航海的气象水文、航行操作、国内外航线处介绍。明朝茅元仪编的《武备志》收录《郑和航海图》记载11种海洋地貌类型和846个中外岛屿。清朝时期还出现了专门叙述中国海岸地理专著《敕修两浙海塘通志》(1751年方承观著)和《海塘泉》(清翟均廉著)。元明朝时还有专门谈海运航线的《元海运志》和《海道经》。

  在海洋水文气象方面，中国更是历史悠远长久、著作颇丰。早在公元前14世纪—11世纪，已有甲骨上刻录卜问未来10天天气资料的。《汉书·艺文志》中提到西汉海帖验书有136卷，其中有关海洋气象有18卷。元朝朱恩本的《广舆图》和14世纪中叶《海道经》均把海洋气象经验谚语化并作详细分类，可称为“气象大全汇编。”自晋朝以来，中国已有众多著作来总结对台风、龙卷风、海啸、灾难性气象的认识和预防知识，对海市蜃楼现象也有科学的说明。

  在海洋潮汐方面。东汉王充的《论衡》和东晋葛洪《抱朴子》都已说明了其科学起源。北宋吕昌明(1056年)编辑了《浙江四时潮候图》，比欧洲朝汐表《伦敦桥潮时间表》早2个多世纪。

  在海洋生物认识方面，中国也是超前的。周朝时闽地已向朝廷进贡蚶等海鲜，而商朝是用贝壳作钱币使用的。《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已提到用乌贼、牡蛎和海藻做药。而李时诊的《本草纲目》把海洋生物做药扩大到10余种(有海狗、玳瑁等)。北宋时已有人饲养海豹供人观赏，明朝扬慎《异鱼图赞》和胡世安《异鱼图赞补》记述海洋生物达230多种，而我国三国时期已有对鲸生育，搁浅等记载和描述。对预防海塘潮灾也有多种成功方法，并有多种著作专题论述，如宋朝《梦溪笔谈》和《筑塘说》等。

  这些有关海洋认识著作，科学总结海洋事业经验，不少兼有文学创作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有些还图文并茂，文笔优美，是中国海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图腾和神的信仰是海洋文化形成的民间重要历史标志，中国这方面以闽地最典型。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神。”意思闽人民族图腾为蛇。而蛇与龙的图腾关联度极大，(蛇尊称即“小龙”)与江海关系紧密。而海神妈祖虽然以泉州林默娘为化身有一定偶然性，但她出在中国当时航海业、海商业、造船业最发达的泉州则有时空上的必然性。妈祖还被传说为观音手下的小龙女，化解海难，显然也与闽人等“小龙”图腾有一定民俗上的关联。所以我们可完全说福建是中国海神的发源地。

  海神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和标志，中国的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中国的龙图腾一开始起源于大陆文明，但龙的演变很快就有了海的背景，无论是封建统治者的官服，还是民间年画，深海蛟龙的图形屡见不鲜，海洋文化不知不沉中就渗入了中国大陆文化。“史记”曾记载：“始皇梦与海神战，若人状。”《山海经》中也有海神“人百鸟身”的描述，到后来，四海龙王成了海神，他们和海里龙宫藏宝的传说象征着人们对海洋财富的响往，而龙王的不时兴风作浪和暴虐行为，又使龙王的神灵威信不断下降，人们逐渐对海神龙王爷敬畏而远之。在淘汰诸多其他海神形象后，随之而取代的则是现在遍及世界的妈祖，这位从福建姑娘林默娘化身而来的闽地救人于海难，关心民间渔民疾苦的中国海洋女神，一度又被传说为观音菩萨手下的小龙女，她作为观音的使者，经常和她父亲对着干，屡屡在海难时显圣，化险为夷。自宋朝以来，妈祖屡屡受当时统治朝廷册封，明清时已升到天后的地位，在众神中地位显赫，随着闽商以及粤商等向海内外的贸易扩张，其庙宇已遍及世界，可以说凡有闽粤商会馆之处，十有八九有妈祖之寺庙，而且香火旺盛，方兴未艾。妈祖文化不仅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鲜明特征，而且已变成全球上中华民族文化代表和华人亲情纽带，成为炎黄子孙在世界各地华人强大向心力、凝聚力形成的重大精神依托和支柱。海神妈祖演传至今已700多年，扩散于全世界华侨之中，在航海技术发达的今天，并没有衰败的迹象，且越加兴旺，其最终的原因就在于她已成为中华海洋文化的代表和民俗宗教信仰。

  中国的海神同外国的海神不同，她极具亲和力。在四川成都，人们在供妈祖的庙里还供着江河等水神，其中有江神李白(相传醉死江中)、屈原(史载投江自杀)、王勃(相传溺水而亡)以及水神大禹等。李白、屈原、王勃生前皆是诗人，所作不少诗都与江河有关，祭封为江神，实不为过，他们确为中国江河文化作了杰出的贡献，和妈祖共列，无形中就为海洋文化提升了文化品位和亲和力。国外海洋文化一般都带有扩张的侵占征服性，但中国的海洋文化却具有和平性，这可以从妈祖海神形象上得到印证。另外中国的海龙王虽然脾气不好，有时也残害百姓，但却没有好战扩张之传说于世，只是各守自己海域而已。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经营海洋，向海外大规模用兵，只有元朝，如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由4400余艘舰船和14万余人的水师组成庞大舰队东征日本，至元二十九年(1299年)又派出由千余艘舰船和2万余人的水师组成舰队远征爪哇，这是元朝统治者在欧亚大陆上所实行的军事征服方略在海上的运用，但这在遭到惨重失败后就再也没有实行过，只能算历史上的一个插曲。至于郑和下西洋中也曾发生过的3次军事战役，则属肃清海盗，调解西洋邻国矛盾，并非意在武力扩张，更多的是在亚非沿岸各国广泛开展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和平活动。中国几千年的海洋经营历史在于造福，而不在于扩张侵略，这是和国外海洋文化极为不同的。此外，在经济和文化宗教等方面，也是极具包和性，开放性，如元代泉州迎接的多国商人，史称“市井十洲人”，而且对各国宗教也都尊重接纳，如后来摩尼教、教、基督教在闽台地区的传播，至今泉州尚存当时各国商人的墓地，这些都是极好的例子。而郑和下西洋中一些船队因故流落异乡，不少后来都和当地结亲繁延，留存至今。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中国海洋文化的亲和力和和平性特征。

  海洋文化一般都有外向性、兼容性、商业性、进取性四大特征。唯有外向才能开放和幅射，才有飘流和变异；唯有兼容才能多元和交流，唯有商业性才有崇商和功利性；唯有进取才有开拓和原创，才有冒险和神秘，才有生命的本然性和壮美性。作为中国(华)海洋文化自然还有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而这个特色就是和平性。海洋文化与闭关锁国重农轻商，因循守旧，委曲求全，四平八稳等保守观念格格不入，它强调的是求新求变的开创意识，求富重商的竞争意识，世界互动的开放意识，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和个体自觉的自由人文精神，而这些对于内陆文化而言，显然更显得先进和进步。当然，海洋文化也有其局限性，如由于重商而轻易造成极端功利主义，导致对社会责任的缺损，缺乏对文化、制度、社会均衡的总体考虑。由于冒险和进取，轻易造成错误的盲动和不成熟的急进，造成损失惨重的失败。由于强调个人本体，也易影响团队精神的发挥，不易形成规模效应等等。国外西方文化和中华海洋文化重大区别特征，就是征服性和和平性。西方的海神信仰波塞冬由战神转化而来，其反映的是争夺海上霸权和征服海洋，即对人和自然的征服，势必引起与当地本民族文化的冲突，而以妈祖信仰为特色的中国海洋文化强调的是对人和海洋的和谐共处，共存共荣，因此能融入世界各地一起发展。历史上西方常常是伴随着海洋文化而来的殖民侵略和对当地文化的侵蚀，而中国常常是伴随着海洋文化而来的与当地友好贸易的发展。因此，我们大家可以认为中华海洋文化比西方海洋文化有更大的兼容性、外向性和进取性，显得更为进步和先进，因而更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而当前，西方某些国家出现越来越强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对异质文化不能容忍的态度以及保守主义抬头等与海洋文化背道而驰的现象，我们更应以发扬光大中国海洋文化为己任和职责。

  中国海洋文化外向性、兼容性、商业性、进取性、和平性五大特征在闽泉之地表现得更明显和充分。其一，为外向性。闽泉之地经商一开始就必须走海路，面向海洋求生存之道，初是移民台湾，后发展到东南亚，再到欧美，现美国就有41.3万闽籍华人，东南亚闽人较多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分别达到287.3万和247.2万，其中以泉州人士居多。其二是兼容性。在泉州，民间至今盛行中国音乐的“活化石”南音艺术和木偶艺术，这些通过晋人南渡，五代和宋代南迁和中原移民而留存的宫廷雅乐，随着世事变迁，中原已难觅踪影，但在泉州保存较为完整，究其原因泉州人有较深海洋文化影响，能大度兼容并蓄是很重要的。同样泉州在宋元时期还接纳了摩尼教、教和基督教。其三是商业性，闽泉人经商一则出于当时的经济地理环境逼迫，二则也受到阿拉伯、犹太人等国际商帮的影响，三则近代得到正在海外扎根的闽商华侨的支持和扶助。因此，闽泉人能够说是先天具有经商的禀赋，有悠久的重商光荣传统。其四是进取性。闽泉商常说的口头话就是“爱拼才会赢”，“三分本事七分胆”，其拼搏冒险精神和单打独斗的习惯在商界有口皆碑。闽人中不少历史名人也以敢作敢为，敢说敢当而名闻天下，如象李贽人文大师和林则徐、沈葆祯那样政治精英。其五是和平性。闽人行事低调，不喜张扬，但其融入世界的功夫一流，他们最早大批走向世界，在近代150多年中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在海外得到蓬勃发展，称闽商为海外华商第一商帮并不为过。由于待人谦和，行事得当，因此国际上很少有闽商引发商贸磨擦等事端的事情发生。闽商巨子陈嘉庚更是响誉海内外，成为华夏近代商圣。

  中华现代闽商更是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杰出代表。“世界闽商大会”曾把新闽商精神概括为“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爽义气，恋祖爱乡，回馈桑梓。”这32个字和中国海洋文化五大特征不谋而合，互相印证。其中“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正是闽商与时俱进，外向开放的观念体现，而“敢冒风险，爱拼会赢”正是闽商勇于进取，敢于拼搏的经商精神的反映；“合群团结，家爽义气”是闽商兼容合作海内百川的大度谦和禀性写照，“恋祖爱乡，回馈桑梓”则表达了闽商甘当世界和平公民，走向世界，又眷顾家乡的拳拳爱心和乡谊情结。从心态来看，闽商作为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智商，作为敢拼善营，永不言败的劲商；作为大气大度，团结紧密的友商，作为义利兼顾，实业报恩的义商，其务实、拼搏、协作、报恩的精神境界和中国海洋文化的开放求进、兼容求和、重商求富、进取求强、和平求久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从气质上来说，闽商身上常可以感觉到他们有顺时善变，敢为人先的“灵气”，敢闻敢拼，永不言败的“锐气”，自立创业，积极进取的“志气”，豪爽谦和善交朋友的“义气”，务实经营，唯利是图的“财气”。这也完全体现出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特质。

  闽商与中外文化交流，除妈祖海神供奉和历史上多次与日本等地宗教文化交流外，还有中国文明传播的突出业绩。最早的外文辞典是爪哇传教士于1628年编制的“中文(闽南话)—荷兰语—拉丁语”的三语辞典。17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的中国老师就是随闽南海外商船到欧洲的福建兴化人黄嘉略；而美国的首位中国老师，是福建闽县人林铖，也是随着闽商来到美国的。当然中国海洋文化虽然不单单是体现在闽商身上，但作为最能体现中国海洋文化的，却正是闽商，他们是中国海洋文化最忠实的执行者和体现者。是两者互动，相互促进做得最出色的。

  认识中国海洋文化是闽商的文化渊源和精神支柱及理论基础，对我们中国商帮的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

  1、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东部大海洋开发战略，以海强国，以文引商和引侨，加速发展沿海城市和航海制船业，加速国际海外贸易的交融，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凡发展较快的城市大部分是沿海城市，相当一部分内陆城市发展也是沿海城市带动起来的，而这些沿海城市往往都是对外开放和经商较早的城市，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受惠较多者。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当然，改革开放到一定阶段，也需要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作平衡和接续，但东部沿海城市的巨大带动效应仍应继续和加快。21世纪将是海洋事业大发展的世纪，当今发达国家，大多是海洋强国，靠海上贸易起家，海可富国，更可强国，失去海洋，就会失去世界和未来，中国闭关锁国和“禁海”导致百年海上入侵、失海误国的历史教训令人深思，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加速国际经济一体化时期和中国的经济、科技等仍处于发展中的落后状态时。在对外开放中，当今的来华投资中，港澳台及华侨投资仍占着相当的比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经济力量。而这支力量与国内的商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闽商表现得更为典型。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充分发扬中国海洋文化的光荣传统，来团结鼓励国内外华人商帮，携手共进，为中国经济建设和沿海城市发展作力能所及的应有贡献。而作为政府在贯彻《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时，首先应从战略角度作好沿海城市和海洋事业发展的总体设计，部署好海洋整体开发和国际贸易的战略，从而海陆结合，推动全国国民经济的更快发展。使中国不仅是陆地强国，而且是海上强国和国际贸易的经济强国。

  2、中国的海洋文化发扬和振兴一方面要转变观念，深入批判重陆轻海，重农轻商，因循守旧的思想，树立强烈的海洋意识(包括国土、资源、环境、权益、国家安全等意识)，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海内外的交流，引入海外华人作家的进步文化作品和影视等文化艺术产品，尤其是与海洋关系紧密的作品，加强这方面人物来往，重视有关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加强中华海外海洋文化的回归和反哺，改变过去那种只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忽视海内外华人文化交流的不良倾向。改变那种偏重输入，忽视输出，偏重港澳台，忽视东南亚和世界各国华人文化的不良倾向。

  3、闽泉商既已明白自己的中国海洋文化的特色，就应该打好这面旗帜，在经商中要充分的发挥优势，打好国际闽商牌，打好港澳和闽台牌，打好海洋文化牌；以文兴商，以海兴闽，尤其是做大做活海上国际贸易这一块业务。而闽商自己本身也应意识到文化修养上的不足方面，努力进修，全方面提高素质。

  4、中国海洋文化的和平特性，意示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也应是和平式的道路，而不是征服入侵式的。因此，到海外去经营，中国商人应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和处境，力求做到双方共赢，共同繁荣和发展，尽可能的避免类似烧毁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商业贸易磨擦发生。

  5、中国的文化要走向世界，应实行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并重，而海洋文化可能更易为西方所接收，因为西方不少是海洋文明国家。所以在这方面也要纠正重陆轻海的观念，深入挖掘中国海洋文化的资源，加工、开发这方面文化产品，把它推向国际。实现以海兴文，海陆兼顾。

  6、中国沿海城市的建设应意识到发扬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争取建设一批沿海开放海港和海洋名城大都市，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海洋城市带。挖掘传统，保留故迹，开发岛屿和相关旅游资源，办好节日活动，发展相关的产业和三产，研究相关战略规划和历史学术课题，开展相关国际交流，都是应进行的重要内容。实行义利兼顾，获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然各地应有较大区别，各具特色，象海珠那样个个闪闪发光。

  7、中国的海洋文化不仅深刻影响着闽商，而且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与闽商有类似之处的靠海商帮，如浙商和粤商等。因此以文兴商，以海兴商，是各商帮应探索和研究的大课题，是各商帮团结协作，可青史留芳的应作大文章。作为中国新商帮，有责任委托有关专家专门就中国海洋文化与商帮，课题作一个深入的研究和研讨。对商帮的传承脉络，文化渊源，有个清楚的了解。在资金、人力、物力上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配合。并将研究成果汇集编书出版。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用以指导今后的发展，制定战略计划进行实施。

  8、弘扬海洋文化，全面发展海洋事业。海洋文化和海洋事业是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海洋事业不仅包括经济、政治、军事、资源、环境、科技、安全和文化自身等方面，而且包括海洋对社会人文和陆地、领空等影响的方面，而其中发展海洋经济是各方面的重点和基础，因此既重点突出又和谐全面，既重视精神文化，又不忽视物质文明，这是以海以文兴商兴经的永恒发展课题和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和目标。